都以赞誉和讲说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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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个民族的文学,在起初,都是歌唱和讲说的。歌唱,这后来就是诗歌,讲说,就是小说故事。

  我们不去研究很古远的事。一不讲两汉、三国,二不说五代、残唐,单说在大宋年间,汴梁城里很是繁荣,人民的生活富足闲散,游乐的地方和游乐的花样也就很多。街上有很多的杂耍场叫做“瓦子”。就是《水浒传》上说的“三瓦两舍”的瓦子。瓦子里有一种游艺就叫做“说话”。“说话”就是说故事,就是后来评词评书的起源,名副其实的“口头文学”。正像那些跑马上刀山的叫卖艺的,干这行的人,就叫做“说话人”,和现在做文化工作的叫“文化人”一样。这是一种专门职业,因为互相竞争,争取听众,也就产生了“专家”,各自有了门路。

  这些专家各有自己拿手的玩艺,以享盛名。据老辈人记载,当时的“说话”分为四类:就是“说合生”,“说诨经”,“说三分”、“说五代史”。合生好像就是短篇故事,是即兴的,随起随落;诨经,是讲佛家参禅悟道的故事;三分是讲三国;

  五代史——这在宋人说,是讲近代的历史了。

  也有这样分的:小说、说经、说史、合生。小说又分为三大类:说银字儿,是讲烟粉、灵怪、传奇的;说公案,是讲提刀赶棒,搏拳短打,和发迹变态的,这就是后来的《水浒》、《七侠五义》、《小五义》、《彭公案》、《施公案》一类形式的小说;说铁骑儿,是讲士马金鼓——好像就是后来士子赶考、大将出征一类的小说。以上三种好像都是长篇的大书本。

  据记载,那时候吃这碗饭的人很多,出名成家的就有好几十位,也想见那时说书文学的发达了。甚至在那个时候,他们还有一种同业组合,叫做“雄辩社”,集体的研究创作和技艺。

  说书虽在说书的人各运匠心,随时生发,信口开河,但也有简单的底本,以作凭依,这叫做话本。

  宋人话本是中国很古老又珍贵的文学作品,因为它们无论在内容或形式上都和当时的人民生活相关联,不但柳苏古文不可望其项背,就是后来的小说,也常常失去了它那种朴实浅显的风格。

  这些残存的宋人话本,题名《京本通俗小说》,都是短篇:

  《碾玉观音》、《菩萨蛮》、《西山一窟鬼》、《志诚张主管》、《拗相公》、《错斩崔宁》、《冯玉梅团圆》等,看标题很像近代新小说的做法。

  每篇有头有尾,讲说的时间自然不会很长,好像一个小段。它们的内容取材多是近时的事,也有的采自别的说部,主要是娱乐性质,也有惩劝的成分。

  它们十九都用闲话或者别的事情开场,然后再转入正文。

  这个引头的玩艺叫做“得胜头回”,有的用诗,有的用个更短的故事,这故事或者和正文所讲的相似,也有的正相反。

  这样由浅入深,或由反入正,加深听众的印象,这种形式一直传到今天,大鼓书的冒头还常常用它,至于用《西江月》开场,那更是成了一种公式了。

  语言,非常朴素,故事也着重人民生活的描写,现在引一段作证:

亚搏手机app下载,  刘官人进去,到了房中,二姐替刘官人接了钱,放在桌上,便问:“官人何处挪移这项钱来?却是甚用?”那官人一来有了几分酒,二来怪他开得门迟了;且戏言吓他一吓。便道:“说出来,又恐你见怪;不说时,又须通你得知。只是我一时无奈,没计可施,只得把你典与一个客人。又因舍不得你,只典得十五贯钱。若是我有些好处,加利赎你回来;若是照前这般不顺溜,只索罢了!”

亚搏app,  那小娘子听了,欲待不信,又见十五贯钱堆在面前;欲待信来,他平白与我没半句言语,大娘子又过得好,怎么便下得这等狠心辣手?疑狐不决,只得再问道:“虽然如此,也须通知我爹娘一声。”刘官人道:“若是通知你爹娘,此事断然不成。你明日且到了人家,我慢慢央人与你爹娘说通,他也须怪我不得。”小娘子又问:“官人今日在何处吃酒来?”刘官人道:“便是把你典与人,写了文书,吃他的酒才来的。”小娘子又问:“大姐姐为何不来?”刘官人道:“他因不忍见你分离,待得你明日出了门才来。这也是我没计奈何,一言为定。”说罢,暗地忍不住笑;不脱衣裳,睡在床上,不觉睡去了。

  (《错斩崔宁》)

  的诗词,也有无名的民间的通俗诗词。在本文里,说着说着,来个“正是”,紧接着就是一对联句,这东西,我们叫它“插诗”吧,是很有趣的东西。我们摘举一些:

  三杯竹叶穿心过,

  两朵桃花上脸来。

  又:

  谁家稚子鸣榔板,

  惊起鸳鸯两处飞。

  (以上全摘自《碾玉观音》)

  在散文里插上两句这样的韵文,使得前面的叙述,得到一清晰深厚的概括印象,加深艺术感染的效果,自有它很大的好处。这种形式在后来的小说,例如在《警世通言》等“三言”或《今古奇观》里,我们常常见到:

  随你官清似水,

都以赞誉和讲说的。  难逃吏滑如油。

  (《金令史美婢酬秀童》)

  常将冷眼观螃蟹,

  看你横行到几时。

  (《苏知县罗衫再合》)

  偷鸡猫儿性不改,

  养汉婆娘死不休。

都以赞誉和讲说的。  (《蒋淑贞刎颈鸳鸯会》)

都以赞誉和讲说的。  但为了加强叙述和描写,有时也用长长一段韵文插入文间,如《碾玉观音》描写失火,便把一切状火的声势的民间传说、典故,和火有关的事物通通写进,形成一段好像词的东西。

  有时也用民间的成语、歌谣、有趣有韵的联句,《冯玉梅团圆》里形容老年到来:

  腰便添疼,

  眼便添泪,

  耳便添聋,

  鼻便添涕。

  这种形式也一直影响了以后的长短篇小说,像《水浒传》和《今古奇观》,大大增加了语言的风趣。其中很多出自说书人的创作,很有价值。有时添加这些东西,只是为了引人发笑,例如形容山的高就说:

  几年摔下一樵夫,

  至今未曾摔到底。

  (《新编五代史平话》)

  这些话本,在末尾也用四句诗结束,总结一下故事的内容和指出教训的要点。例如《碾玉观音》末尾道:

  咸安王捺不下烈火性,

  郭排军禁不住闲磕牙,

  璩秀娘舍不得生眷属,

  崔待诏撇不脱鬼冤家。

  以上我们简单地介绍了宋朝人说书的概况和他们的创作形式。这只是研究中国小说的传统,并不是要今天写小说的同志们去单纯模仿各种形式。但在社会上,有这样多专门艺人,采取眼前的生活,编为故事,向大家讲说,却引起我们对当时的汴梁文化有些向往。以后,在说书一行职业里,创作很少,只有讲史的一门,得到发展,但也限于《三国》、《隋唐》、《说岳》几部旧书。清朝说书事业,一时复兴,但都是粗浅一律的侠义公案小说,续来续去地写,翻来覆去地说,很少有新创作。而直接采取当前事件,编为短篇故事的一门,简直有很长时间失传了。遂使小说脱离现实生活,使一般人以为小说就是专讲历史故事或是野史传闻的了。而在清朝,子弟书流行,着重鼓板唱词的欣赏,又因为印刷进步,书本好买,评词就渐渐又衰落了。

  现在我们谈宋人的话本故事,深深觉得它有以下几点好处:

  (1)叙述的是现实生活里的故事,为群众爱好。

  (2)编得很快,编好就讲。

  (3)用群众的语言,非常流畅,真是“谈论古今如水之流”。

  (4)故事通俗,有关风化。正像《冯玉梅团圆》上说的:

  话须通俗方传远,语必关风始动人。

  这是当时的说书人、小说作家的座右铭吧。这两句话用现在的话说,就是用群众的语言写作,内容要有教育意义。这样,也该是我们的座右铭了。我觉得这是中国小说很可宝贵的传统。自然,它那个“风”,不一定像我们所要求的,这是时代问题。

  编讲故事的运动

  中国人民大众爱听说书,自不待言,说好书的能夺一台大戏,这在庙会上是常有的事。而知道看重这里面的教育作用,尤其是好的风尚,老百姓都知道小说故事能陶冶性情,砥砺志向,辨别善恶,改造社会的人情风俗。所以梁启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,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,解说小说对中国人民的影响力量。

  另外,是这些作品的创作过程,很值得我们今天来学习。

  宋朝那些说书人不一定是写作家,但他们是出色的编讲家,一样是伟大的文学家。他们有的有底稿,更多的没有底稿,说过几次,说得周全完美了,会写的人代他们记录下来,就是今天流传下来的宋人小说,伟大的著作。

  一个故事一定是越说越圆满、越精采。因为它不断生发,添长枝叶,增加情趣,切合现实。而师傅传给徒弟,或者是叫同行的人学了去又说、又修改,这就成了多人的集体创作,有很多人的心血、才智放在里边,作品自然就更精采动人,今天流传下来的小说,多一半不是一个人的手笔(或者说不是一个人的口舌)。

  这也是中国小说的一个可珍贵的传统。不但是同时代的人的集体创作,而且是历史的、几朝几代的艺人的集体创作。

  最好的例子是《水浒传》,当南宋年间发现了《水浒故事》,一时各地流传,你谈我讲,五花八门,成了无数的光彩夺人的片断故事,后来经过一个文人、一个大手笔施耐庵把这些故事集合起来,连贯起来,润色一番,才成了今天的《水浒传》。这中间,从有《水浒传》说到成书,整整经过了四百年(南宋初年到明朝中叶),参加创作的人就不知道有多少了。

  现在我们农村,能写作的人这样少,而经过八年抗日,伟大的农民翻身运动,反顽战争,故事又是这样多,伟大的作品怎么产生呢?宋人说书的热烈运动和创作方法,就很可学习了。

  我们农村的能编讲的天才可并不少,他们好讲故事,他们有很多听众,但是他们还没有完全习惯编讲新的、眼前的故事的习惯。这正像他们还不完全习惯看话剧一样;有的人有个错误观念:以为今天的事情今天就搬出来演戏或说书没有劲气,不如陈一陈,过个三五十年,等生活变化了,再讲再演,才引人好奇,觉得新鲜。把艺术创作,看成和陈酒陈醋一样自然是不对的了。

  我们提倡好说旧书的人,放下《小五义》、《三侠剑》来编新书,编新故事,把眼前的斗争、眼前的人物、眼前的生活编成各式各样长长短短的故事,来向大众讲说。

  说了又改又补充,不久就成了一篇完整的故事,我们也就有很多新的小说里的典型人物了,他们将代替黄天霸、武松、阮英、贾明、山西雁这些人物,为群众熟悉爱好。

  而且各村、各区、各县都编了很多新故事、新平话、新小段,互相生发,互相取舍,互相合并,这样一来,我们也就有希望,有一部新的《水浒传》,那就是新的《抗日英雄传》、《穷人大翻身传》、《人民战争传》了。我们的伟大时代的伟大小说也就出现了。那些短小的故事,也就会是新社会的《今古奇观》,或是新的“三言”了。

  我们希望农村里掀起一个编故事讲故事的新平话运动,它和编写运动相结合,为眼前的斗争服务,为人民利益服务。

  这个运动,自然没有减少了我们作家同志们写作的机会,他们的作品也可以拿到群众中间去讲说,作为说书人的“话本”,群众也就会给他们补充、修正、改编、综合,作品和群众合作,和说书人合作,以后就成了真正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。同时在他们写作的时候,一想到是要拿给说书人去讲说的,在写作的手法上也就有个准绳了。作家、说书人、群众的结合,是作品成功的道路,中国古已有之,前面我们已经列举过《水浒传》,这是中国一部最伟大的小说,人民文学的丰碑,此外罗贯中和《三国演义》,石玉昆和《三侠五义》,也因为这种结合使得他们的作品永垂不朽。《儿女英雄传》之所以在语言创作上能有那么很好的成就,也是因为作者文康习听说书,很受了人民文学语言的陶染。平话小说脉脉相承的历史,可以说是人民文学的主流。

  值此空前伟大的人民胜利的时代,人民文学也一定冲刷净非人民反人民的藩篱,而洋洋乎呈现它的伟大面貌的。

  1946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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